《隐秘的乡村》作者简介：阿贝尔，四川平武作家。著有跨文体长篇《老屋》。

　　看到阿贝尔的《隐秘的乡村》并且引起关注，是因为与一件震动了世界的大事联系在一起，而有了别一种况味。这就是汶川大地震。然而，我不想在这儿谈地震，阿贝尔也未见得会为这样隐秘而残酷的牵连而窃喜。如果可能，他会选择放弃这本书的写作吗？这样的猜测是荒谬的，而一语成谶的结局亦不是他的期待。大自然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考量人类，人类对自己居住的这个世界，会因为那些消逝的生命和村庄，学会选择与放弃吗？
　　《隐秘的乡村》是我进入某个路口的路牌，它通向我长久困惑和追问的一个命题，即人和自然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撕裂与弥合的？杨志军在他的作品里喜欢表述的思考是人与自然的“断裂”，那里面有一种决绝和彻底，硬生生的没有余地。在我看来，人和自然更多的时候是在“撕裂”，是一种泼妇拼命似的不顾一切，而且还弄得血肉模糊，肢体残缺不全。我们可能谁也无法享受这样的结果，但却又在一条注定了是废墟与湮灭的路上狂奔。阿贝尔把村庄的伤口和疼痛从记忆中捞出来，或许，当年的锐痛已随着时间变得可以接受，平静的叙述反而有了不能触摸的彻骨凉意。他反复细微的描摹，是用针刺在大地苍老疲倦的肌肤上，血点缓慢地渗出皮肤，凝固成一个个孤单的小血珠。阿贝尔的思维迷离恍惚，既像一个洞察了世事的老人在看自己的来路，又像一个偏执早慧的孩子挣扎在与世界的对抗和靠近中。一种被撕扯的痛楚，一种终于能够平静地审视自身和生活的倾听，是阿贝尔《隐秘的乡村》最重要的质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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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们如何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？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，这似乎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。阿贝尔的乡村，是人生存的地方，也是自然的存在，自然为人提供了可以栖息的土地，水和食物，人在自然的奉献中成为自然人。阿贝尔是如此迷恋他的“乡村”，他凝视它的目光爱恨交加。人和自然以这样的方式联姻。阿贝尔把他的乡村置于隐秘的视角，似乎暗含了双重意味：一是他爱过的乡村，以清新天然的气息，存留于他的舌尖，只有他独自咀嚼；一是在表象背后，隐藏着乡村残破不堪的事实。这是所有事物的两面，阿贝尔不虚妄，不伪饰，他只是用既冷酷又温情的矛盾情感，眷恋于让他疼痛的乡村，亦割破乡村结痂的脓血。人受惠于自然，却用各种方式剥夺自然的生命，其实也是在剥夺人自身的权利。这是阿贝尔在书中阐释的主旨。从他的眼睛看出去，自然的山、水、物，都有着生动的呼吸起伏，尤其是那些草木花叶，更是他心里柔媚娇贵的女子，他爱极了的完美生灵。我读《后山》，是在一个大雨过后的清晨，无从想象阿贝尔这样一个男子，是怀着怎样的柔肠百结，接续了他的前生后世。那些被露水打湿的文字，一面散发着刚硬的气息，一面又以柔韧的怀念缭绕不绝。
　　在这段不长的文字里，我接连用了两个“柔”字，是因为惟有在这个字里，方能检视出阿贝尔的心境和性灵，他对乡村的复杂情感。有一段描述，读来令人肝肠寸断，于阿贝尔却是不动声色，冷静超然，骨子里的沉痛窒息了他的呼喊：“走倒八字的‘撇’上山，要经过大柴林，会看到柴林里一种叫青皮凹一种叫门针刺的树，要走一段草米子路，要爬三级青草坡。青皮凹和门针刺都是常绿乔木，在青杠树都落光叶子的今天，多少有几分惹眼。门针刺长在悬崖上，远远地伟岸。青皮凹单青油油的皮便足以招人爱，别说柔滋滋的木质了。爱就是伤害。我们拿青皮凹做拐杖，砍地牛。地牛在保管室的三合土地上转，鞭子在我们手里挥舞。”
　　人类的张牙舞爪，自私贪婪，与自然的安静和顺，清心自处，构成了极具讽喻意味的天然漫画。“爱就是伤害”更是阿贝尔的“变形金刚”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修炼到了“望天空云卷云舒”的地步，以为我们对自然的予取予求是基于爱的情感，我能体会的是，他已不能承受人类对自然的伤害之深，反而以一种貌似轻飘的姿态释放了内心沉重的负担。这是悲怆的卸载，其中蕴含的平静的力量令人心惊。
　　阿贝尔无疑是具有诗人气质的，他的叙述也的确呈现了平静的力量。然而，我感觉他的平静不是来自于理性，而是内心的沧桑。尽管困惑依然存在，但是阿贝尔真正的诗心，却一样因着清明和真挚而成为打动我的阅读。
　　乡村被隐秘的味道覆盖，但是自然的生命还在挣扎与生存，诗意的描述加重了它们消逝的黑暗，我不知道在写《珍惜动物》的时候，他堕入了怎样的深渊，而我，只能回想起看过的一部关于世界著名教堂，西班牙的德孔波斯特拉大教堂的纪录片，那里面有段旁白出自《加里克斯提奴斯手抄本》：贝壳使人知道基督徒有义务爱上帝和爱自己的邻居。画面上，朝拜者进入圣地亚哥，穿过圣门，走过幽暗的楼阶，绕到祭坛上圣徒圣雅各雕像的身后，触摸他的肩膀。这是一种幽暗的情感表达，不可能向世界开放，而惟有这样的幽暗，才尊显出高贵珍稀的光芒。
　　消逝的已然消逝，隐秘的纪念正在繁茂生长。在四季，被风吹过大地，并被友人和自然分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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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在《隐秘的乡村》中看到的最重要的呈现是阿贝尔与世界的关系。这实际上亦是我们与世界的关系。我们都有自身处于其中的世界，它是我们交付身心的寄所，同时我们也面对广大的世界。
　　我不能说通过一本书就可以获知或者评价一个人有多么高尚，但却能够看到一个人最基本的良心和诚实。这是我们内在的世界，它只向自己敞开并且明暗自知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我们是否有勇气面对自己，审视自己，批判自己，完全取决于个人，与周围的世界无关。尽管外在世界会有许多道德秩序、伦理原则，但如果不作用于个人的内心，强制实施也是缺乏了许多趣味，那让自己不快乐的事情恐怕谁也不愿意去做。但是，无论这个世界怎样，我们还是要持守内心的真实的反省与诚挚，它只与个人的内心有关，而不是外力强加的结果，更不是矫饰和虚伪，装模作样和沽名钓誉。
　　我们的确需要勇气来面对两个世界。汉娜•阿伦特在《黑暗时代的人们》中说一项荣誉“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对世界负有责任。既然我们永远要捍卫荣誉，那么在接受它时，我们就不仅是在巩固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，而且也是在接受一项对它的承诺。”这是一个智者对她的世界意识最动人的描述。承诺是一个很重大的事，它与责任是孪生兄弟，而且它必须是自己内心对所承诺事物的完全信守。我想，阿贝尔应该是对他的世界怀有一种尊严感的，在那个幽暗的、通往神圣的阶梯上，他的情感是朴素的，静默的，而又是灵魂的，生命的。我不知道他有无信仰，但是，他维护内心的努力，他向他的心灵注入的诚实和良知，已使他的内在世界丰满而强盛。他不用必须可耻地背叛自己来获得世界的掌声，而只需对自己的内心负责，就可以持有一个人能够赢得的真诚尊重。低首向内，这个属于灵魂的世界，有真实的平静与风暴，无论什么，都是我们对自己的交代与依托。
　　与此同时，阿贝尔亦试图建立起与外部世界的关系，他的乡村，就是他与之对话和对峙的世界。因众多的政治事件构成的乡村历史被挖掘并被公开展览，乡村的丑陋像风化的石头，一层一层剥离出暗藏的真相，那些看似隐秘的呼吸，实际是中国专制历史浓重而公开的气息。乡村的底层的人过着最现实的生活，人的简单的快乐来自于生活的缺陷与麻木，甚至人死了，也一样有喜气洋洋的快活吃喝垫底。他们与世界没有关系，世界亦不关心他们，他们无需向世界承担责任，世界亦是遗忘了他们的生死。而他们的生活又的确通往外面的世界——外面所发生的所有政治事件都在他们的生活中泛起涟漪，他们不知其所以然，莫名其妙地快活地参与着历史，制造着乡村历史的悲剧。
　　这是一种奇怪的逻辑，追根究底，我们的历史和在历史中行进的人就是这样走过的，多数的人都这样生活，——我们对世界需要承担什么责任？
　　这里有两个问题可以探讨：一方面，普通民众面对世界的态度是什么？另一方面，知识分子对世界要承担什么？
　　我们看到的阿贝尔的“乡村”世界是混乱的，嘈杂的，粗俗的，琐碎的，恶的，冲突和麻烦不断，这是否也可以是一个隐喻，它指向我们置身其中的此在的世界？历史是非常善于重复的，因为人存在于其中且被人操纵，人的欲望又是无止境的，时间并不能改变或者割断人的欲求，只会在时间的堆积中膨胀欲的火球。
　　我们怎样建立“这一个”世界？在世界中，我们能做什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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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然后，我为阿贝尔所表达的另一种情感震惊。为了这个问题，我反复寻找他的叙述给我提供的线索，也许是我阅读的遗漏，我没有发现更有力的细节支持我的困惑。这就是阿贝尔与父亲的关系，从更广义处看，就是我们与人的关系。
　　我不知道，阿贝尔在这儿的“父亲”是一个符号或隐喻，还是一个真实的叙述。引起我关注的题目是《怀念与审判》，这是两个如此极端的存在，其中渗出的复杂情感令人恻然战栗。那种平静的表象背后，是多少不为人知、旁人无从体会的刻骨伤痛？甚至会产生仇恨？
　　我们与人的关系是最基本的人类关系，父亲一生都没有处理好这个关系，在他的内心，只有恶毒与权力。当我读着随着父亲的生长，那些蛇毒也随着一起生长的文字时，不仅父亲的血液是森冷的，我的血液亦随之发冷。阿贝尔的怀念没有出处，他的怀念与其说是怀念，不如说是记忆。那些记忆每一个字都是刺，扎在肌肉里疼痛难当，却没有令人同情的伤口。“我”和“父亲”，“父亲”和“我们”，“我们”和“村庄”，“村庄”和“父亲”……“我们就是我们。我们只是我们。”阿贝尔的这句话既决绝又沉痛，他极力地想要为自己与父亲做一个了断，让消逝的真正消逝，让重生的真正重生。然而，他仍然无法在一种伦理与道德中做一个彻底的选择，所以，他的怀念是如此软弱，而他的审判也减弱了力量，我只看见射出去的箭，而没有在靶心找到深入肌理的箭镞。
　　我还是把其归之为一种隐喻，正如文学当中一个经典的哲学或美学心理：仇父情结。古往今来已经有很多人描写或者论述过这个命题，我不赘述。我只是震惊，阿贝尔为何会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他的情感。这显然是一种隐忍的情感，他已经压抑和过滤了很多愤怒，一如地底的岩浆，只是没有如期喷发。但也正是这样克制的表达，使我无从准确地判断事物的出处，一开始我甚至找不到他的心理依据，而他诉之于“父亲”的词汇我更多的是在余华的小说中看到过。要有怎样的暴戾和恶，才会导致如此深入骨髓的真实的审判？
　　这使我再次想起汉娜•阿伦特关于一个平庸的恶魔的论述，对于极权主义的精辟阐释。极权无处不在，专制的阴影一直在遮蔽光。阿贝尔由仇父到审父的过程，显然是经历了漫长艰难的时间，那是他的一条逃亡路，他不能从容地行走，更不能安静地迁徙，他只是到对岸，到对岸，到对岸。在此岸，他被狂暴驱使，被恶鞭打，不仅躯体有伤痕，心灵亦是支离破碎。他所描述的“父亲”，是专制极权的表征，跨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历史，安稳地植根于恶中作恶。一个村庄因他而疼痛，疼痛不是来自爱而是出于恨，不是来自生的愉悦而是出于死的释然。一个人的死亡，生命的终结，能够解放一个村庄，使一个村庄获得重生。
　　这里的两条线：“父亲”与村庄，一个人和一个村庄；“我”与村庄，一个人和一个村庄，——本应是可以相互交错的、相互补充、相互完整的，但却永远成了平行线，而且两条线呈现的是与村庄截然相反的两种关系。这是令人惊骇的呈现，“我”与“父亲”的情感被完全切断，甚至连根拔除，而“父亲”与整个村庄都成为敌人。仇父情结到此已指向一个哲学命题，从最基本的事实出发，到达审父意识。审父实际上就是在审判强大的延续多年的父权社会，其专制、黑暗、独裁，对人的尊严与生命的肆意妄为，是审父的基本理由，阿贝尔似乎无需再提供细节，我们就已经从历史中获悉相同的信息了，而这一次，是现实的验证。尽管阿贝尔的批判锋芒不够锐利，其视野亦不是建构在更为宽阔的社会范畴，但他的表述已足以让我们产生警惕了。
　　这是一个重新审视生活、审视世界的视角，在经历了很多年的迷雾与混沌之后，我们开始廓清事实还原真相。